早上七点，我蹲在小区门口的早餐摊前，看老板娘把刚出笼的包子一个个码进竹蒸笼。油条在油锅里翻滚，滋滋作响，炸得金黄蓬松，老板用长筷子夹起时，油星子溅在围裙上，晕开深色的小点。旁边穿校服的女孩踮着脚，指着玻璃柜里的茶叶蛋说：“阿姨，我要这个裂开纹路的，看起来更入味。” 我常来这家摊子，倒不是因为味道多惊艳，而是喜欢看老板娘记账的小本子。她不用手机支付，坚持用铅笔在泛黄的纸页上记下每笔账：“肉包两个，1.5元”“豆浆一杯，1元”。有次我多给了五毛，她追出二十米，把钱塞回我手里，说：“该多少就是多少，不能多要。” 今天摊子前多了个穿西装的男人，站在油锅旁打电话，声音压得低：“王总，合同我改好了，等下发您邮箱。”他说话时，老板把刚炸好的油条递过来，他下意识伸手去接，油条太烫，在掌心打了个转，差点掉地上。他手忙脚乱接住，对着电话那头笑：“没事没事，刚接了个热乎的。”挂了电话，他咬了口油条，皱了下眉，把剩下的半根塞进垃圾桶，转身钻进路边的宝马车里。 老板娘擦着桌子，小声嘀咕：“现在的年轻人，吃不了苦。”我低头喝豆浆，没接话。豆浆是现磨的，豆渣沉在碗底，喝到最后能嚼到细碎的颗粒。穿校服的女孩吃完包子，从书包里掏出本子，就着路边的灯光写作业。老板娘凑过去看了眼，说：“这字写得真齐整，比我闺女强多了。”女孩抬头笑：“阿姨，我以后想当老师。”老板娘点头：“当老师好，稳定。” 太阳慢慢爬上来，早餐摊的人渐渐多了。穿工装的建筑工人蹲在路边吃包子，豆浆洒在水泥地上，很快被晒干；穿碎花裙的老太太挎着菜篮，买了根油条，掰成两半，一半塞进嘴里，一半装进塑料袋；穿校服的女孩写完作业，把本子收进书包，蹦蹦跳跳地往学校方向走。老板娘的记账本上，又多了几行字。